Anna 喜爱有关电影的一切。她以前是工厂工人，现在是病人，家人又要在前线全职工作，因此从疫情开始，她就把看电影作为最主要的对付恐惧和焦虑的方法。Anna称看电影是她的终极减压大法。“省下很多看心理治疗师的钱。” 她回想起二十多岁在广西生活时，和朋友们一起看电视剧和电影的无数个夜晚和周末。香港、台湾、荷里活和越南电影--所有能找到的电影， 他们都看得乐此不疲。她爷爷是越南华侨，一家三代在越南生活多年的广西人，越南也是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直到12岁才离开。
1978年，中越战争暴发的一年前，父亲已因病过世。 Anna 跟着妈妈，姐姐和弟弟四人在混乱的情况下穿越越南东北边境，希望逃到到妈妈老家--中国广西省防城，逃离一场无法控制的危险、暴力和混乱的国际冲突。然而，他们被发配到了广西崇左市的其中一个小镇，在那里，他们是陌生人，没有祖先或家人。这是Anna第一次以难民身份也因此再次变成难民。第三次离家，Anna 移民到多伦多定居生活。
电影中的对话、曲折的情节和让人羡慕的浪漫的剧情，让 花很多时间吸收它们的Anna 轻易地满足了她学习语言的 爱好。越南语是她的母语。 是电影、移民和社群教会了她粤语、普通话、一点英语和模糊地想起的壮语。被驱逐出香港后，Anna回到广西，在本地一家麻布工厂做针线活。一方面由于经济原因，另一方面出自个人兴趣，Anna自学成了裁缝并学会制衣。她和朋友们花很长的时间认真地研究、设计和重新制作她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最新款的各种裙子，并且骄傲地穿在身上。
在Anna 20岁左右的时候，她决定离开广西去香港，之后去英国。几年之前，她的叔叔和其他亲戚就已经这么做了，只是没有带上她。为了帮家里还债，Anna18岁就早出晚归地向一间间水果罐头厂推销自家生产的水果，把这些从自己家分配到的地中种出的水果，批发给它们。两年之后， 她就成功地赚取了第一桶金。她想工作、看看世界，并且拥有她离乡的亲戚所描述的更好的经济条件。她把存款的一部分留给了妈妈和姐弟，与朋友一起带着剩下的积蓄向广东省出发，踏上了很多越南移民和难民在越战和文革时曾走过的路。穿梭于不同国家，特别是重复的找地方安顿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Anna的世界观和她在加拿大的生活。边界是一个既有创伤又有可能性的地方。它是无以名状，却又反反复复无形中提醒着人们的一道槛。中国南海的水上边界就是Anna差点送命的地方。当时她乘船过香港，船上十分拥挤而且混乱。她因此掉下了船，差点淹死。现在，Anna说起这段恐怖且让人精神紧张的经历，已经是很平铺直叙了。她记得每天都要为生存而焦虑，以及频繁的晕眩、头痛和长时间的饥饿。这些动荡的经历持续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让她更想有一个家，并且有尽可能多的积蓄。
在那时，越南难民在香港面临严重的歧视， 禁闭 ，以及警方的暴力。Anna在深水埔的越南移民集中营被关押了3 个月，之后被转移到屯门。在营中的一年多，她等待官方决定让她去西方国家定居，还是被遣返回广西。由于政治难民和经济难民之分及， 她不能自由出入，不能离开看她想象到的花花世界，也没有像计划的那样在香港工作。
Anna 说她在营中没有经历过暴力， 而且跟所有人关系都很好， 包括警察和其他管理人员。在集中营里Anna定期帮助其他越南移民翻译越南语和粤语，代表他们与警察沟通。同时她也有在营里教小朋友唱歌跳舞。在被关押了一年半之后，她被遣返到广西，回到麻布料场工作。
独自再次离开广西之后，Anna来到加拿大投奔跟她在一起五年的男友和他的家人，并结了婚。像Anna所描述的那样，她们的爱情就是不经意地一见钟情。他是在同一间工厂工作的朋友的朋友。这件工厂是镇上的基础设施，里面有超过2000名几乎都是年轻人的工人， 但他们却没有见过面。她在麻布料的生产线上，而他是修理机器的技工。他父母居住加拿大的申请被批准后，他随父母去了加拿大，并承诺会与Anna再续前缘。
一到加拿大，Anna的移民生活就因孤独感和对未来的憧憬而有些复杂。她不认识任何人；亲人朋友也不在身边，并且她也只会一点从荷里活电影中学来的英文。作为一个有语言天分的人，她对自己无法明确表达自己感到无奈，并且感觉自己因语言障碍而显得无能。她不希望被告知她不能工作。她想要拥有那种与所有她爱的人在一 起 的 温暖。她先生一路都支持她。她下定决心要想办法让家人来多伦多。Anna需要在学习英语和尽力工作中做出艰难的选择。因为只有努力工作，她才能支付担保广西的家人来加拿大的费用。
有两件事情支持着Anna走下去： 为将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存钱，以及让家人团聚。两者都与她的迁徙的经历有关。身为难民，存不下钱； 要摆脱不安和贫穷的压力；与家人朋友分离以及不确定能在一个地方呆多久。她必须为工作付出劳动， 又要花掉几乎所有的时间去工作， 这也阻碍着她实现为自己和家人建立起一个家的愿望总是因精力和时间的无法协调而受阻。两者都需要时间，却会顾此失彼。接下来的几十年，Anna和她的丈夫一间工厂接着一间工厂地工作，错开时间做很多轮班。她常年超时工作。有段时间，她一周工作七天，周一至周五在两间工厂做两轮班，每天一共工作十六小时，还要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周末做收银员。她尽可能多地上班。从布料到照明灯具、录像带、地毯、窗户和糕点，她在生产线上制作各种各样的东西。数以千计地制造将人们的家塞满的东西。
通过临时工仲介找到的工作，是需求量最大却最辛苦的工作。那种工作环境，会对Anna的健康造成影响，理应被视为工伤，却不会被工作安全及保险理事会（WSIB)所承认。Anna最喜欢也最擅长的工作是做录像带生产厂的质检工人。她在那里工作了十年，直到工厂倒闭。这是她与曾经全神贯注地观看的电影和故事的联结。这些都是临时工仲介大规模兴起之前的事了。
自 从 到 了 加 拿大，看电影这件对Anna和他丈夫来说，曾经是年轻相爱时最喜欢的事情，也不经常做了。她感到遗憾的事情之一，是失去了几年 学 英 语 的 时间。学英语本可以让她获得更多工作机会，却因为要工作而没空学英语。虽然她有时惋惜无法获得的经历和失去的机会，却因自己工作多年而自豪，并对自己拥有安稳的家感到满意。“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她说，因为这些年来她成功地担保了五位家庭成员来多伦多，包括她妈妈、姐姐、弟弟和侄子，并且大家都住在她附近。
现在，Anna遭受着晕眩、头痛、哮喘、无力、嗜睡、健忘和一些其他健康问题。有些可能来自漂泊不定时的艰苦经历，另一些则是长期的疲惫、动荡、超时工作和紧张有害的工作条件造成的。
在地毯工厂灰尘四起的生产线上，她患上了慢性过敏、哮喘和呼吸道疾病。这使她现在更易感染新冠病毒。当人没有家的安定，必须不停迁徙以求生存，身体所担负的代价就会是惨重的。
虽然对Anna来说，这个代价是生命中的事实，是进退两难时的权衡。即便一开始的困境似乎已经过去了，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所导致的人的脆弱，还是可能使人再变得脆弱。去年一月，就在疫情侵袭加拿大前不久，Anna的临时工仲介公司Nuleader突然倒闭了。这使得几百名本来薪水已经很少的拿着最低工资的工人失去了几个星期的工资。当时正在一间烘焙品工厂做签约工人的Anna也是其中一员。现在，她和她的工友们正在努力讨回被拖欠的工资。
确切地说，Anna 是一名生病并且带伤的移民工人。她的身体健康被数十年的低收入、超时和不稳定的基本工作而伤害了。
身为工薪阶层的移民，要生存，不应该遭受职业伤害。然而很多工薪阶层的移民仍在重复经历着多种风险，在身体里埋下了病根。
今年一月，Anna和她丈夫同时在密西沙加的一个肉类加工厂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们的二儿子都在那里工作。他们五口之家的其他成员还包括他们最大的儿子，本来是餐厅管理人，疫情中是在家工作的摄像师和编辑 ；以及在工厂工作的小儿子。Anna的丈夫是第一个出现症状的人，恢复期间他在家呆了三个星期。同时工厂也关了门，以控制疫情。Anna去年三月已经停止工作，此时她的症状比丈夫更加严重。四个月之后，她仍遭受着病毒造成的衰弱和延长的后遗症。例如上楼梯时呼吸困难、肺部乏力和紧张。由于她潜在的病情，家里的每个人都很焦虑和害怕，担心最坏的事情会发生。
幸运的是，在她和丈夫都病得最重的时候，他们的儿子们打点着其他所有的事情。做饭、清洁，并且把饭送到他们分开隔离的房间门口。Anna自己已经不在前线工作了，但她与家人都还是易受感染的。一年多以来，她都努力呆在家里，谨慎且认真地关注公共卫生措施--她完全了解如果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会有什么风险。如此个体化的措施，却没能保护住她。全家有五个人，Anna和她丈夫还有几年才退休，为了把健康放在第一位而呆在家里不去工作，并不是一个好选择。他必须去上班，他们的儿子们也是。
现在，Anna最担心的就是生病。